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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富是社會寄放的東西

就在我思索如何準備踏出人生新的腳步，也就是為所謂靈魂出遊做準備的同時，我也想要比以往注入更多的熱情，去做對社會有貢獻的活動。

我創立京瓷公司，成為身負經營責任的大股東，公司股票上市後，結果連想也沒想到，我也成了一般人口中的有錢人。雖然我經常以自己對工作「非常認真」，一直比別人更努力而感到自負。但是，我並不覺得自己一定會變成有錢人，一切只是偶然的結果而已。

如果我不是這樣想，而是認為因為自己有才華所以致富，或許不小心就會過著奢侈的生活，讓自己走入墮落的境地吧！但是，那麼做有違我的人生哲理。因此，不知何時，我開始產生以下的思維。

「我手上得到的財富，只是社會暫時存放在稻盛和夫這個男人的名下而已。盡可能趁早還給社會吧！」

這樣的心情就表現在設立「財團法人稻盛基金會」與「京都獎」上面。

我設立「稻盛基金會」的直接緣由，就是一九八一年我接受「伴紀念獎」（譯註：原文「伴紀念賞」）。這個獎是由東京理科大學的伴五紀教授，為了表彰對技術開發有貢獻者所設，運用自己的專利收入辦理，當成他的事業在營運。

到那時為止，我也偶爾以經營者、技術者的身分得到一些獎項。被誇讚時總是很高興，我也總是充滿歡喜地去接受頒獎。但是在接受伴紀念獎、胸前抱著獎狀與獎品—水晶花瓶時，我感到好像被某種奇妙的氛圍震懾住，內在好像有一個我，突然對自己細聲地說：「你啊！不應該來授獎。你難道不該回過頭來頒獎給人嗎？你事業成功，社會存放在你身上的財富也夠多了，還在扮演這種高興受獎的角色，不是很奇怪嗎？」

不論我怎麼想，還是認為另一個我說得很對。當時我真的感到很羞恥，我誠實地在日後的「京都會議」上，向所有與會者表明我的心情。

所謂的「京都會議」，是由日本的哲學家田中美知太郎（譯註：日本新潟縣人，生於一九○二年，卒於一九八五年，為著名的哲學家、西洋古典學者、文學博士，曾任京都大學名譽教授）擔任主席、集合學者與經濟界人士的知識交流會，以京都大學的矢野暢教授（譯註：生於一九三六年，卒於一九九九年，專門研究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學家）與我為首召集會員，大約每三個月一次，在京都祇園的咖啡店聚會。成員包括藤澤令夫、岡本道雄、福井謙一、廣中平祐、伊谷純一郎、佐藤文隆、河合隼雄等京都學派的教授們，大家跨越不同研究領域，為尋求人類所需要的新哲學與睿智，熱絡地交換意見。

他們非常贊同我想成立表揚機構的想法。「在日本，很少有機會表揚在研究、技術開發上，具有偉大成就的人。請務必要做，既然要做，就要以成為諾貝爾獎那樣的世界級大獎為目標。」他們的話語鼓舞著我。

就這樣，我在一九八四年設立「財團法人稻盛基金會」，也創立了「京都獎」。現在京都獎的表彰對象，主要是針對先進技術、基礎科學、思想與藝術這三個領域。我想頒獎給那些在不為人知的領域努力做研究，對世界的文明、科學、精神的深耕具有偉大貢獻的人。

這個獎今年（二○○六年）已經是第二十二屆了。除了一開始就被認定是個世界級的獎，令人更高興的是，許多得獎者把獎金再回饋出來，從事有益社會的活動。例如；電影導演華依達（譯註：Andrzej Wajda，一九二六年生，波蘭人。一九八七年獲得京都獎）在他的祖國波蘭設立日本美術中心；美國的生物學者簡森（譯註：Daniel Hunt Janzen，一九三九年生，一九九七年獲得京都獎）用他的獎金做為保護熱帶森林的基金；宇宙物理學家林忠四郎（譯註：生於一九二○年，卒於二○一○年，一九九五年獲得京都獎）在天文學會裡率先提供林氏基金。

對我而言，最高興的事，就是因為設立「京都獎」引起一連串「善」事，這也是當初沒有料想到的。對抱持「為世界、為人類」的心態而設立此獎的人來說，真可說是一種福報呢！

對京都不死鳥的足球隊選手們闡述「生活方法」

我對地方公益也非常積極地參與。
其中一項就是，支援地方上的足球隊伍—京都不死鳥（譯註：全名「京都Sanga F.C.」，是歷史悠久的京都職業足球，加盟日本職業足球聯盟的隊伍）。

這是十餘年前，日本職業足球聯盟（J. League）剛誕生時發生的故事。當時京都市民之間，希望「京都也要有職業足球隊」的呼聲很高，市民代表會的代表，帶著二十五萬人的聯署名單來見我，向我陳情。

當初我連日文裡「足球」的第一個字母「サ」（譯註：音「sa」，足球在日文用外來語表現，寫成「サッカ一」，發音接近「soccer」）的意思都不知道，當下便回絕了。但是，後來日本職業足球聯盟還有京都的足球協會也來向我請求支援，於是就愈來愈難逃避了。最讓當時感到不情願的我有壓力的是，市民竟然強烈要求，球隊一定要進入日本職業足球聯盟的甲組（譯註：日本職業足球賽分為甲組聯賽（J1）與乙組聯賽（J2），J1是最高級的聯賽系統）。那種熱情，可能是由於京都不像大阪或神戶，沒有職業棒球隊，因此以年輕人為主的市民，愛上這種可以讓大家燃燒熱情的運動吧！